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赵括 自由作家 编剧 文史研究者。 出版作品有:悬疑侦探小说《红魔手》、《绿牙齿》。合著出版有:《青年人格魅力修炼42条》、《人生预测数码》等。编剧作品有:电视连续剧《乐酷小子》、电影剧本《兄弟》等。主编作品有:《当代华人书画名家名作大典》等。曾从业媒体、开过专栏、发表作品数百万字。电子邮箱:008zhaokuo@163.com QQ:545205228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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把反腐寄托于人心的想法很二逼  

2012-12-31 23:36:10|  分类: 随便说说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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——驳清华某教授奇文《把反腐寄托于制度的想法太天真》

 

清华不知道哪位二逼教授发表奇文《把反腐寄托于制度的想法太天真》,其荒谬无知之程度连冬烘秀才都不如。该文分三段,貌似三段论,但第一段,就充满逻辑悖论。一是把制度和法治分割并列,显然认为法治不属于制度范畴。二是把风气和人性看成是能够撕破任何制度罗网的东西,直接否定了制度存在的社会意义和价值,殊不知制度之源起正是为约束风气和人性而设。

第二段提出“正人心”的观点,把董仲舒所谓的儒家思想当做理论依据。殊不知,自汉武帝看好董仲舒,“罢黜百家,独尊儒术”之后,腐败现象越演愈烈,最终形成独具中国特色的厚黑官场文化。殊不知,人性本私方使社会风气趋向堕落,社会制度正是由于人心风气需要匡正而设,人心风气会因制度的约束与制度下的教化而改变,此乃人类社会制度发生及演变的实际过程。殊不知,若果人心可以解决一切问题,国家政府便无存在之意义。至于其所提出正人心所谓的辩义利、均贫富、举贤能、养精英,无一不是违背本私的人性,因而需要良好的社会制度才能达成的东西。

第三段很可笑地陷入了,腐败引发人心和风气的败坏,人心和风气的败坏酝酿腐败的自我循环论证。而后旁逸斜出、无厘头地指出制度不管用,人心管用。这或许可以理解为以德治国、以德反腐,然而其段首开宗明义边说:“固然,靠正人心、敦风俗也不足以彻底消除腐败。”真不知道这位老先生到底想说啥?

人类社会千万年的历史已经证明,唯有民主制度才能够最大限度的遏制腐败现象的发生。中国历来不缺少追求“正心诚意修身慎独”之人,从君王贵族到官吏士人,从上流社会到草根社会,应有尽有。这一点从史书中文学书籍中民间传说中,均可以得到佐证,然而腐败问题在中国何以从未得到有效解决?其根本原因无它,就在于中国从来就未出现过民主制度。

真不知道以这种逻辑水准和认知能力何以担当教授清华之教授?真不知道如此之教授何以教书育人传道授业解惑?真不知道这种流于空谈不着边际的废话何以发表出来?又有何用?真不知道这是社会风气败坏的问题,还是社会制度缺陷的问题?总之,这很成问题,也很说明问题。

 

 附某教授奇文


清华教授:把反腐寄托于制度的想法太天真

2012-12-31 04:46:00 来源: 中青在线-中国青年报(北京) 106887人参与

(一)

最近讨论反腐的人多起来了。在众多反腐的观点中,最有名的立场是主张“从制度上反腐”。持这种立场的人多认为,只有建立起良好的制度机制,才能从根本上杜绝腐败。如果没有良好的防腐制度,仅靠一时的动员,未必能长久,且易陷入“人治”的窠臼。

“制度反腐”这一说法,表面看来很有道理。但细想之下,却又觉得不着边际,无从下手。首先,任何制度都不是孤立存在的,都要依赖人来运行。在中国社会里,人、人际关系以及相应的社会风气,对于制度能否发挥作用至关重要。其次,在官场内部,也盛行各种风气;每一个单位、地域、部门、阶层,每一个领域,均可能有自己的风气,即潜规则。我们千万不要小看风气的力量。事实证明,在中国社会,一种风气一旦形成,再强大的制度罗网也容易被它撕破。

有人把希望寄托在法治上,认为只有“司法独立”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。然而,持这种想法的人可能没有意识到,一旦司法真的独立了,政府再也管不着它了,就立即存在着如果司法机关腐败怎么办的问题。事实上,在一个腐败成风的社会里,任何权力机构都可能腐败;这时让某个机构脱离政府干预,成为反腐败的最高权威,这个权威也可能演变成新的腐败源头。有人把“分权制衡”当作解决腐败的有效制度,殊不知在许多第三世界国家,分权制衡的结果却是国民经济长期被几个巨型集团所控制,而且是打着“民主”和“法治”的旗号进行的。

把反腐的希望完全寄托于制度,以为只要大胆引进某种全新的制度即可创造奇迹,是天真的想法!

(二)

然而,上述分析丝毫不是说不需要制度防腐,也不是说不需要对权力的监督、制衡。我只是想提醒人们,奢谈制度不如探索制度之路,重视制度不如研究制度之基;究竟什么是中国文化中行之有效的制度建设,我们也不能仅凭几个西洋政治学概念来画饼充饥。

至少按照古人的理解,要在中国文化中建立制度,有时要先从“正人心”开始。这个“人心”的问题,就是社会风气问题。如果把制度比作冰山的话,人心和社会风气则好比汪洋大海,它们深刻地决定、影响着制度的运作。换言之,如果人心不正、风气败坏,要想建立起真正有效的制度,有时难于登天。

例如,早在两千多年前,董仲舒在给汉武帝的《举贤良对策》中就曾重点分析了当时为什么会“法出而奸生、令下而诈起”,即政府防止犯罪的法令越多,人们犯罪的数量也越多;政府打击犯法的措施越多,人们犯法的手段也越高明。董仲舒认为,这是因为社会风气已经从根子上坏了。当风气已彻底败坏、当人心已极度糜烂,这个社会只能像“朽木粪墙”一样,愈治而愈乱。因此,董氏认为,要想从根本上解决问题,必须以“正人心”作为最重要的突破口,并从最上层做起,层层向下,波及整个社会。他说:

故为人君者,

正心以正朝廷,

正朝廷以正百官,

正百官以正万民,

正万民以正四方。

四方正,

远近莫敢不壹于正。

(《举贤良对策一》)

那么,如何才能“正人心”呢?董氏提出四条,我结合儒家思想略加分析——

一是义利。儒家认为国家引导社会发展的指导思想之一在于辨明义利,不能把“利”字放在首要位置。“国不以利为利,以义为利也。”(《大学》)这当然不是指不需要发展经济,而是指必须在指导方针上摆正义利关系,并以“义”来指导所有的利益活动。用董仲舒的说法,老百姓爱利、逐利本来就像“水之就下”一样本能、自然;如果不能正确引导,而是以利益成就作为衡量人的主要标准或促发展的主要动力,就会在一夜之间形成全民逐利的狂潮,毁掉社会道德的根基。

二是均寡。儒家认为财富分配公平与否,是决定人心朝向、社会风气好坏的主要因素之一。而财富分配不公,多半是由于拥有特权的人与民争利,导致贫富两极分化。

三是贤能。移风易俗另一最有效的办法是任贤举能。这是因为在中国人的社会里,上下之间的“风化”效应十分明显。如果在上位的人人品正直、心术端正,自然会对下面的人产生感染力;如果在上位的人人品不端、心术不正,必然会“上梁不正下梁歪”。

四是养士。人才不仅要靠发现,还要靠有意识的培养。把培养过程制度化,就是董仲舒所谓“兴太学、置明师”。这样做最大的意义之一,是让一批人才通过修习“六艺”树立坚定的信仰,培养健全的人格,掌握治国的本领。

(三)

固然,靠正人心、敦风俗也不足以彻底消除腐败。甚至可以说,人心和风气的败坏又何尝不在一定程度上是由腐败引起的?风气与腐败之间存在恶性循环的作用关系。但是这并不能否认风气的独立性,何况风气败坏的原因远不限于腐败。我们必须正视,今日社会的浮躁和功利之风,正是腐败的巨大温床。只要这个问题不解决,再好的制度也可能无济于事。

如果我们真的重视制度建设,就应当重视人心和社会风气问题;如果我们重视人心和社会风气问题,就应该思考一下董仲舒及先秦儒家所提出的义利问题、均寡问题、贤能问题和养士问题,看看我们多年来做得有哪些不够?

荀子云:“有乱君,无乱国;有治人,无治法”(《荀子·君道》)。这绝不意味着不需要制度建设,更不能代替制度建设。但是,我们也必须认识到,中国过去几千年的历史告诉我们:只有从人心和风气这个突破口出发,有些制度才能真正建立起来。因此,在进行制度建设时,不能盲目崇洋、空谈法治;一定要研究中国文化自身的逻辑,认识中国社会的规律。制度建设永远都不错,但是为了制度而制度,不思考制度建设的艰难曲折,难免流于空谈,不切实际。

“正人心而后正天下。”这是南宋学者陈亮上孝宗皇帝书中所言。事隔800多年,今天读来依然振聋发聩,相信它能对我们反腐败提供一些启示。

(本文来源:中青在线-中国青年报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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